Sunday, July 16, 2017

日本法, 台灣, Japanese law, Taiwan, 日治時期台灣法制

Meiji era (1868–1912)

日治初期: 隔離式的殖民地經營政策
中期: 漸進式的同化政策
後期: 具有強制性的皇民化政策

政治上如何將台灣統合入日本帝國內, 即如何使台灣"內地化", 始終是日本治台的重要議題, 而將此議題放入法律體系, 就是如何應如何將日本法施行於台灣

日本法是否適用於台灣, 在日本境內爭論大, 主要為以下二大派爭論:

特別統治主義, 殖民地特別法 (1896-1922): 委任立法, 台灣總督制頒律令作為統治台灣的基準(原則), 日本本土法律統治台灣(例外)
63法 (1896, 3月) (1896, 0401-1906, 1231), 暫定試行性的63法
63法授權台灣總督制定行政命令, 集立法, 司法, 行政, 軍政等權力於總督一身
由總督獨裁行使的委任立法, 與日本三權分立體制不同,
總督之特殊立法權, 具有法律效力, 毋須經日本議會之同意或承認; 由效力而言, 具有法律性質, 得剝奪人民之權利或課以義務
律令僅限於台灣總督府轄內, 始有與法律同等之效力, 在日本本土不能適用, 可謂具有屬地法之性質
以特別法為中心, 目的為殖民
考慮台灣風俗習慣和日本本地有異, 若以施行於日本為目的之法律, 將其適用於台灣, 不僅容易產生問題, 且經由不通台灣實情之議員, 來審議施行於台灣之法律, 亦不當
律令---但為避免台灣總督之專擅, 乃明定須經評議會之決議, 經日皇裁示 (勒令)而發布
惟對於人民權利義務本應以法律規範者, 卻代以台灣總督之命令, 遂產生是否有違憲之議論
63法, 使日本帝國議會通過的法律不能直接在台灣發生效力,顯示出日本統治當局有意將台灣特殊化, 讓台灣成為日本帝國內的"異法域" Taiwan possessed a special legal system, 亦即保有"外地" 性格---據此, 台灣於日治初期雖引進了不少日本之具現代性的法律制度 (例如現代意義的刑法, 建置現代型的法院), 但在法制上, 保留了某些不具現代性的漢族/中國法律傳統 (如笞刑處分例, 匪徒刑罰令, 犯罪即決制度, 民事爭訟調停制度等); 台灣人的民商事項, 更是原則上依循"舊慣", 使現代法難以被普遍適用於民商法律生活
delegate legislative power of the Imperial Diet to Governor-General of Taiwan
Government-General of Taiwan was the central government on Taiwan
63法使台灣總督享有其一再爭取之對台灣的強大立法權, 廣泛, 無限制地授權台灣總督得制定在台灣地域內具有與法律同等效力的命令 (律令)
63法對於應制定什麼樣內容的律令, 絲毫不加以規定
特別統治主義--視台灣為與日本內地相異的特別法域, 建構以台灣"舊慣"為基礎的法體系
台灣總督於其管轄區域內得發布具有法律效力之命令(律令)--委任立法 (因台灣文化等與日本不同, 先採用特別治理模式, 以後再採用一致之治理模式)
將日本帝國議會對台灣的立法權力廣泛委託給台灣總督, (台灣總督經內閣議決後), 台灣總督得以制定在台灣地域具有與帝國議會之法律同等效力的律令
帝國議會所通過施行於日本內地的法律, 除了條文明示或性質上應施行於台灣者外, 須經內閣議決的指定, 才能施行於台灣
台灣的立法事項, 由殖民地的總督府決定, 日本本土的帝國議會幾乎不會過問, 台灣成為異法域, 法域 jurisdiction
將台灣視為殖民地, 如歐洲諸國之多數案例, 授與台灣總督充分職權, 使台灣成為自治之域
透過特別制度, 使擁有強大職權的台灣總督單獨宰制台灣, 免受日本中央掣肘, 特別統治主義
舊慣立法 Taiwanese local custom
委任立法, 產生了明治憲法是否可適用於台灣的問題, 在日本本土引起是否違憲之爭議
在台灣則痛批其為公然歧視台灣人民`
1896, 3月3日, 發布" 台灣總督府條例"
1896, 律令刑法
1898, 民法, 商法, 刑法, 辯護士規則
1899, 關稅法
1900, 郵便法, 郵匯法, 電信法
1905, 土地登記規則, 戶口規則

31法 (1906, 4月) (1907, 0101-1921,1231):政治均勢下產生的31法
63法產生委任立法違憲的爭議
因台灣治安改善, 抗日事件減少, 台灣內部及日本本土要求削減台灣總督權限, 故訂31法, 對總督權力加以限制
31法與63法差異小 (大同小異), 31法略加內地延長主義的妝扮
31法顯示出日本的法律優位於台灣的律令, 確立台灣法令之從屬於日本法令
明治憲法是否實施於台灣的問題, 從63法之部分實施說, 推移為全部實施說(就學者辯論而言)

在此二法之26年間, 台灣立法,以律令為原則

1911, 貨幣法
1912, 台灣漁業規則
1920, 台灣所得稅令

1920年代起, 曾前往日本內地受教育之台灣人律師, 本於台灣主體意識, 政治異議者, 要求設置台灣議會, 從台灣人, 及應如何繼受西方法制的角度, 談論法學, 王泰升,2014, 台灣日治時期的法律改革
1920年代起, 台灣政治異議者, 現代法學知識來維護台灣人主體及權益, 展現出台灣人法學
王泰升. (2015). 台灣法律現代化歷程

內地延長主義, 內地法延長(1923-1945): 原則上日本本土之法律, 在台灣同樣地實施; 在有特殊情形而有制定特別法之必要時, 方始制頒律令以為襄輔
法三號 (1921, 3月) (1922, 0101-1945, 0815): 維持特別法域, 但強調內地延長的法三號
台灣原則上適用日本法律, 以天皇勒令指定施行之; 例外台灣總督得根據特殊需要訂定補充性命令
法制上以日本法為中心, 採同化主義,  目的為同化, 目的是將日本內地所適用的法律延長至台灣使用
內地延長意圖破除一國兩制之現狀
extension of Japanese law to Taiwan was emphasized after the 1920s
內地化=日本化`
法三號不附有效期限, 屬永久性法律
為配合日本化目標, 大量地將日本內地的現代法制施行於台灣, 助長了台灣法律的現代化
在台灣完全實施明治憲法
自1923年起, 大量具現代意義的日本法律已將其效力延長至台灣
法三號, 僅是限縮台灣線督的律令制定權, 並未更改台灣之為異法域的地位, 只不過此後因有更多內地法律延長至台灣, 而使得異法域的範圍減縮
法三號已嚴格限制得以律令為台灣地域特別立法的範圍
內地化=日本化, Japanization of Taiwanese law
以近代歐陸法律為規範內涵的日本"六法體系", 自1923年起已大量施行於台灣
1920年代內地延長主義
1930年代中期以後, 日本軍部勢力抬頭, 強力推行皇民化政策, 乃至中日戰爭爆炸, 都未曾修改法三號, 一直施行至1945日治結束為止
1931年之後, 日本逐漸走向戰爭, 原本內地延長主義下的漸進同化政策, 不久後被激化為"皇民化"運動, 台灣與日本內地同樣逐步朝向法西斯化的法制前進
1931年後, 日本本土逐漸升高的軍國主義思想, 殖民政策從"漸進的內地延長主義",轉變為對帝國經濟的強化, 以迎合日本戰爭需要, 產生激進的皇民化運動, 推動更深層的同化, 動員台灣資源,以供日本戰爭之需
皇民化運動(1935-1945)一詞, 最早出現在1936年8月
皇民化運動之前為"同化主義" (以統治上的便利為考慮重點)
皇民化為改造殖民地人民為"真正的日本人"
1921到1945日本戰敗, 日本欲藉內地法延長來推展同化, 將台灣人日本化, 皇民化
1938, 日本制定國家動員法, 確立法西斯法體制----離modernity 越來越遙遠
1942, 內外地行政一元化, 台灣被認為取得了"準內地" 的地位, 台灣與日本中央的關係更緊密, 俾邁向完全的日本化
1937 (中日戰爭爆發)-1945----日本本土軍國主義, 法西斯化
1937 皇民化運動展開

a period of kōminka (皇民化), a policy which aimed to turn Taiwanese into loyal subjects of the Japanese emperor.

1922, 不動產登記法
1937, 日本戰時動員法
1938, 國家總動員法
1939, 有限會社 (公司法)

所有日本法學隨著1945年日本對台統治的結束而離去
二次大戰後, 台灣第一代法學者, 僅有少數是曾受過日本法學教育的台灣人, 大多數是來自民國時代的中國法學者
從戰後到1970年代, 台灣法學界的法學理論基本上是跟著日本法學界, 包括承襲自戰前日本者
威權時代的1950至1960年代, 公法學大多停留在戰前歐陸或日本學說
1960s中期, 留學歐陸者返國教書
1980s中期, 留美者, 留德者居多
日本法學理論, 在台灣法學界的影響力, 自1990年代, 逐漸走下坡
到1970年代為止, 日本法均為台灣司法界的主要外國法參考對象
---王泰升. (2015). 台灣法律現代化歷程

行政權---由受日本帝國內閣監督的台灣總督府行使 (台灣總督於1919年之前有軍事權, 其後改由受軍部指揮的台灣軍司令官掌管)
立法權---由帝國議會, 帝國內閣, 台灣總督府共享, 但主要由後二者行使
司法審判權---由獨立於行政機關之外的台灣總督法院行使

從戰後到1970 年代為止,臺灣法學界的 法學理論基本上仍跟隨著日本法學界
日本包括民法學在內的法學理論在臺灣法學界的影響力,從1990 年代起即逐漸走下坡。
日本社會現狀較德國、美國等西方國家更接近臺灣,故日本法制常常是臺灣所仿效的範本,且日本還可提供如何在歐陸法系民法概念的基礎上,納入原屬英美法系如信託法等的經驗

黃宗樂(Hwang, T.-l. (1996). 近百年台灣法制研究之特殊意義(The Special Meaning of Studying Taiwanese Law from 1895 to 1995). In T.-l. 黃宗樂(Hwang (Ed.), 台灣法制一百年論文集(Essays on the evolution of Taiwanese law, 1895-1995) (pp. 3-12).

李鴻禧(Lee, H. H. (1996). 日治時期台灣法制問題的癥結試索:實施憲政的一國兩制, A Sketch fo Taiwan Legal Problem under Japanese Colonial Rule: The Constitutional Pracice of One Nation Two Systems 台灣法制一百年論文集(Essays on the evolution of Taiwanese law, 1895-1995) (pp. 25-38)

王泰升. (2015). 台灣法律現代化歷程

王泰升, W., Tay Sheng. (1996). 日治時期台灣特別法域之形成與內涵 : 台、日的一國兩制(Taiwan Legal System under the Prewar Japanese Empire: One State Two Systems

陳櫻琴, C., Ying Chin (1996). 台灣百年經濟法的光明面與黑暗面, The Evolution of Economic Law in Taiwan 1895-1995. In 黃宗樂 (Ed.), 台灣法制一百年論文集 (pp. 296-349): 台灣法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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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法學理論, 在台灣法學界的影響力, 1990年代, 逐漸走下坡
1970年代為止, 日本法均為台灣司法界的主要外國法參考對象

---王泰升. (2015). 台灣法律現代化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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